记得去年在上某一门教牧课，讲起压力辅导的时候，有一位中年事业家庭有成的同学分享在教会的男士团契中，往往有一些刚刚毕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抱怨工作压力太大，生活和未来看不到希望，当时在座一些与他同龄的老师同学都议论“我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年轻的时候就要经历一些风浪”，然后纷纷颌首称是。那时作为在座的唯一三个“八零后”之一的我，对这种阅尽千帆的过来人虽然敬重，但有时实在无法认同，可因为当时不知道自己出于何种理由无法认同，以为只是感情作祟，所以就抱着尊重缄口不语了。看到文中这样一段话，“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 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忽然让我当时憋在心中的那一口气一下子舒开了，下次面对这样“和平理性”又老生常谈的经验之谈，我也能够有理有据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而文章最后借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所言，「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也一下点醒了我，让我从内地的名言“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得到了全新的启发，也不由联想到每每内地发生意外事故和事件，导致民众恐慌甚至谣言四起的时候，总有些站在高处比一般人看得更远又有科学的存疑考证精神的识字分子们出来作精英分析，并将这种混乱归结为中国网民真是一群轻信又不懂得独立思考的mob，这就是他们透过现象看到的本质么？
如题所言，本文探讨的是和平理性，如今在知识分子精英阶层迭起的时代，和平理性大概也是他们最喜欢的关键词吧，因此我想本文，一定会很合他们的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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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 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 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鈎，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鈎，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 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 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 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 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 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 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 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 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 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 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 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 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 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 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 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 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咗」，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 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 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 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 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 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 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 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 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 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 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 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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